4月伴读 周耀辉》就怕和你一样——活在一齣恐怖片中

4月伴读 周耀辉》就怕和你一样——活在一齣恐怖片中

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。
周耀辉,写过约莫一千首歌词,与林夕、黄伟文并列香港词坛三大词人。今天,周耀辉不谈流行歌,他谈他走过的恐怖片场景,以及一个人如何「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*」......

*引自周耀辉填词作品:李荣浩〈模特〉

周耀辉领我们走上楼梯,前往他位在顶层的住处。那是栋老旧的香港唐楼(类似台湾公寓,没有电梯,五层楼以下)出乎意料的,二楼便是点着红灯,香港俗称「一楼一凤」的性服务单位。走在前头的周耀辉并没有要遮掩,或对我们解释什幺的意思,极其自然地继续往上走。

才刚进门,他便转身诚恳笑着小小声说:「採访想怎幺拍照,需要我穿什幺衣服,都可以告诉我,完全配合你们。」没有叮咛、嘱咐,注意事项,也没有任何架子。他身高超过180公分,相当瘦,说话时习惯稍微弯腰与人亲近,像根受风的竹竿。

周耀辉1961年出生,是着名作词人,与林夕、黄伟文并称为「香港三大词人」。多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,包括达明一派〈天问〉、莫文蔚〈开水与白麵包〉、田馥甄〈渺小〉、李荣浩〈模特〉……皆出自他手。从1989年为达明一派所写处女作〈爱在瘟疫蔓延时〉开始,多年合作下来,周耀辉亦被视为达明一派与黄耀明的御用作词人。除了写词,周耀辉亦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,开授「性别研究」、「歌词创作」等课。

香港词评人梁伟诗曾这样形容:「林夕多情,黄伟文摩登,周耀辉另类。」在以情歌为主的华语流行乐市场,周耀辉大胆将政治、性别,及情慾……等多元议题填进乐曲中,加上华丽跳跃的意象,成为他极为独特的风格。

但面前腼腆笑着的周耀辉,实在很难让人与「另类」联想在一块。今年56岁的他有张娃娃脸,看起来不过40出头岁。打扮斯文,讲起话来斟酌缓慢,就像彬彬有礼的书生。

周耀辉说自己从小是个乖孩子:「我从小就知道我妈是辛苦的,而且很早就知道她期望都放在我身上。」

周耀辉出身单亲,父亲在他两岁时便离开在加拿大另组家庭,重担落在母亲身上。当时周耀辉和母亲与姊姊住在公共房屋里,共有8层楼,一楼80户。对于贫穷,周耀辉最初印象是「等邮差」。

缺席的父亲每两个月会从国外寄金额永远不够的汇票来。当时邮政系统落后,也不知是寄丢,或对方忘记,邮件常无法準时送达。「大概到这时候我妈妈就很紧张,她不敢自己看,就叫我看邮差到了没有。」小时候周耀辉在门外等着,看邮差从八楼开始,一户户往下送,等经过了他们居住的六楼门前而没停下,就得将这天的坏消息带给妈妈。

也许是这样的缺乏,造就了周耀辉对「不同」的敏感。当时公共住宅人口複杂,一层80户人共用一间澡堂。除了热门时间,大人总威胁小孩别去,因为里头常有吸毒的人在暗处解瘾。有天周耀辉趁下午没人独自去澡堂,隔壁正好就躲了吸毒者。才刚要洗,衣服不小心落到隔壁,接着只见一只手无声将衣服递回来。「在这样的社区,会有很多机会接触人的不同面貌。我从小就觉得,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,可能就成了不一样的另一个人。」周耀辉说。

对「不同」的观察视野,正是周耀辉创作上最大的武器。他歌词里出现过爱滋议题,亦描绘过同志与跨性别族群,有着华语流行乐少见的人文关怀。但在武器鍊成前,人还得先经过一番火烧锤打。

相较于一般男生,年轻的周耀辉气质阴柔,在学校常被同学取笑、排挤。「香港人说是比较女人型,就是娘娘腔。当时有个同学,我不知道他是怎幺知道的。他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娘娘腔的,原来你没有爸爸。」讲到这里周耀辉红了眼眶。

一直到大学前,周耀辉皆困惑着自己自己举止为何无法像个正常男人。为了解决这份困惑,寻求同侪温暖,上大学后周耀辉加入教会,成了基督徒。当时香港有个基督教青年服务机构,名为「突破」,周耀辉在里头认识了许多不一样的人,包括黄耀明,以及作词人潘源良。

「他们(基督徒)很容易让你觉得有温暖的感觉,虽然后来我的了解又不一样,所以离开了。但在这样的层面上,他们很容易跟你接触,让你有温暖的感觉。」周耀辉说:「突破的一群人,他们都很不一样,特别有创意,想东西很快。跟他们一起,开始觉得原来不一样也很好啊。」

毕业后周耀辉进入政府机构,成了撰写新闻稿的「新闻官」。在殖民教育底下,周耀辉说自己中文其实不好。大学学的是英文与比较文学的他,此时开始大量恶补台湾小说,包括白先勇、陈映真……等大师,皆在阅读名单内。

1988年,为了证明自己中文程度,周耀辉动起了创作念头。「当时的流行音乐,不是不好,但是很一样,特别是对于爱情、性别的一些观念,非常主流。我不一定写得比他们好,但我会写些不一样的。」于是周耀辉向当时已组成「达明一派」的黄耀明毛遂自荐填词,作品首次出现在专辑《意难平》中。「我常跟我的学生说,要是你觉得自己中文不好,或你不是中文本科生,没关係,我也是。我什幺都不懂,不懂乐理,不懂乐器,小时候歌听的也不比别人多,但是,也可以的。」

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,周耀辉在震撼下辞去政府工作,拒绝为任何一个政权工作。后来他写下歌词〈天问〉,描写的便是六四事件。

辞去政府差事后,周耀辉为了生计兼差做过许多份工作,渐渐地对忙碌的生活感到疲倦;加上当年港人在97回归前,或多或少都想过移民。在这样的氛围下,加上当时周耀辉与一位荷兰人谈了恋爱,1992年,他毅然决然离开了香港飞到荷兰,一去便是20年。

这20年间,周耀辉在荷兰找了工作,也继续写歌词;他恋爱后失恋,本来想过回香港,却又再爱上了人,便留下。读了硕士,又继续攻读博士。这20年的生活像明矾,让水中的杂质沉澱下来。「其实离开就有这样的一个力量。当你离开了你本来的世界,去另外一个世界,你会觉得,本来世界的没有这幺重要。所谓的不一样,也可以是属于你自己的。」周耀辉说。

周耀辉写歌词,也写小说、散文。但他着作目前在台湾只出版一本《假如我们甚幺都不怕》。里头以英文字母开头,书写了多种虚构的恐惧症,成为一篇篇寓言故事。我问他,那幺当时离开香港的你,觉得香港人得了什幺恐惧症?周耀辉想也不想便说:「政治的恐怖有,就是回归后会发生什幺事情,我们自由会不会受限制?另外就是经济上的害怕,害怕没钱。香港人特别严重,我没有责怪的意思。香港人其实直到现在,一直都生存在在经济跟政治的恐惧中。」 

博士毕业后,周耀辉决定留在校园工作。他说既然要教书,他要回来教香港学生。「我第一份合约在是20个月,想说离开20年之后回来20个月也很好了。然后到差不多要谈续约的时候,我就捨不得了,到现在是第六年。我是每一年去看我自己想怎幺样。」周耀辉笑着说。「因为对香港的生活不习惯,我才离开香港,这些都没有真的改变过,甚至有可能是更差。现在回来,很多荷兰的生活方式,我还是想享受。慢慢发现一个世界不能满足我,必须要来来去去。如果现在说我得在阿姆斯特丹生活,我觉得我也不行。」他习惯于穿梭不同世界中,以此找到最适合的观察点。这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,除了歌词,这些年周耀辉亦跨足剧场、视觉,与艺术家合作,尝试多种不同形式艺术创作。

20年后的香港,最让周耀辉眷恋的,也许便是他的学生。採访结束后,晚间八点,一群毕了业的学生莫约十多位,买了食物挤进周耀辉家里。其中有剧场人,有记者,也有老师,都是新一代的香港文化菁英。他们不称呼周耀辉「老师」、「教授」,反倒像朋友般亲暱地以粤语喊「耀辉」。

「当我邀请他们用耀辉叫我的时候,其实我就是愿意比较像朋友的方法,去跟他们一起。」他说。谈起学生,周耀辉总是一脸不捨。香港人也怕「输在起跑点上」,有次周耀辉与学生聊天,一位学生感慨说:「什幺起跑点,这已经是我的终点。」周耀辉讲完后顿了顿,缓和情绪。这次採访他红了两次眼眶,一次为他自己,一次为他学生。

「我大学毕业时,其实马上就可以买房子,现在可以吗?我们这一代人,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,没让香港变得更好,让我们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。」周耀辉说。「我会从我自己出发,希望学生们觉得还是有可能,还是有希望,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」

「在教书时,我不单是老师,我也是耀辉。我跟他们说很多我自己的事,基本上就是跟他们说,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你看,我还是过得挺好啊。」周耀辉说。

採访尾声,我问周耀辉,倘若要选一个,最怕自己得怎样的恐惧症?「就是怕自己什幺都一样。我们害怕的时候,就会按照一个安全的方法去做。我们变成机器,什幺都是一模一样的,很可怕。」现在的周耀辉,这样笑着对我说。


文字:王志元
摄影:王志元
摄影助理:小子
协力:红眼


假如我们甚幺都不怕
作者:周耀辉  
出版:写乐文化
定价:280元
【内容简介】

作者简介:周耀辉
毕业于香港大学英国语文及比较文学系,其后参与多种媒体工作。1989年发表第一首词作,书写歌词及其他文字创作至今,出版约一千首词作,包括《忘记他是她》(达明一派)丶《流星》(王菲)丶《万福玛丽亚》(黄耀明)丶《开水与白麵包》(莫文蔚)丶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(刘若英)丶《雌雄同体》(麦浚龙)丶《爱爱爱》(方大同)丶《渺小》(田馥甄)丶《模特》(李荣浩), 文集包括《突然十年便过去》丶《7749》丶《假如我们甚幺都不怕》丶《纸上染了蓝》丶《一个身体,两个人》。 1992年移居荷兰。2011年获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学院博士学位,回港任职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。近年亦参与舞台及视觉艺术创作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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